减贫,他们是认真的!为穷人操心的诺奖得主看中国发展

2019-11-23 1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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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专门关注穷人“决策”的经济学?

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结果公布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成员组成的评审团为“减少全球贫困的实验实践”评选出了三名获奖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展经济学教授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其中,前两个也是学术夫妻。

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出的官方理由是,“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是减少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今年获奖者进行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减少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20年间,他们的新实验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现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具体而言,今年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获奖者介绍了一种新方法,并获得了消除全球贫困最佳方式的可靠答案:他们将问题划分为更小的领域,更易于管理。例如,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最有效的干预措施是什么?他们发现,通过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中精心设计的实验,这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董事、金融学教授钱军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经济学非常重视研究方法中因果关系的研究,困扰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政策能否导致一定的结果。上述获奖学者的贡献正是实验/研究方法的巧妙设计。

钱军还谈到了他对这一获奖研究方法的评价:在选择实验目标时,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并非所有的主要经济政策都能通过随机实验得到验证,发展经济学实验的规模通常不是很大,因为设计大规模实验既昂贵又难以准确;与此同时,从小规模实验中得出的结论虽然非常准确,但不一定能够在与实验区域有很大不同的区域大规模推导出来。

最年轻的诺贝尔女性获奖者看中国的发展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之前,所有党派都在猜测是否会有一位女性经济学家获奖。原因是2009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出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40周年,而今年恰逢诺贝尔经济学奖50周年。

然而,当最终奖项宣布时,出现在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Nobel Committee for Economic Awards)背后屏幕上的女性获奖者并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的“心脏”,而是出生于1972年、目前只有46岁的杜弗洛。

她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迄今为止第二位女性诺贝尔奖得主。如前所述,班纳吉是她的丈夫,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顾问。

历史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都产生了夫妇,最著名的是居里夫妇。这是第一次获得经济学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经济趋势》编辑部副主任李仁贵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今年诺贝尔奖评选的重大变化是获奖者年龄下限的突破。杜弗洛还不到47岁,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当时51岁(注:平均年龄为67岁),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意味着学者的成就和奖励之间的时间缩短了,这是对年轻人的一种鼓励。"

此外,李仁贵还表示,今年的诺贝尔奖发生了两个微小的变化。

他说:“首先,从2013年到2018年连续六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桂冠奖的获得者,而今年三人都不是。第二,杜弗洛是克拉克奖的获得者(注:奖励40岁以下的年轻学者)。从2009年到2018年,10位诺贝尔奖得主没有获得克拉克奖。今年是克拉克奖得主的回归。

钱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许多人都是巴纳吉和德弗罗的学生。尽管很年轻,杜弗洛已经是《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之一,该杂志是经济界三大杂志之一。

今年9月,钱军还会见了杜弗洛,当时杜弗洛应邀作为美国经济智库nber召开的中国经济论坛的主旨发言人。

在此期间,她谈到了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学家如何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重获公众信任;第二,经济增长停滞后政府能做什么。钱军回忆说,当时杜弗洛也谈到了她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也就是说,她认为,根据历史规律,未来中国应该在发展中使财富分配更加公平,财富收入更加平等。

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在中国经济仍以中速和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过分强调财富的平均水平可能不是最佳目标:最好是看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看消费的分配,更好的是谈论社会财富的公平,而不是最重要的社会发展的公平,即机会的公平,例如,平等接受幼儿园教育的公平。

他们对减贫很认真。

今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初步研究也恰好集中在教育领域。

他们探索哪些干预措施可以以最低的成本提高教育效果。低收入国家缺少教科书,孩子们经常饿着肚子去上学。那么,如果学生能得到更多的课本,他们的成绩会提高吗?或者给他们免费的学校餐更有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莱默和他的同事决定在肯尼亚西部的农村地区进行实地实验来回答这些问题。

在实验中,克莱默随机地将大量需要深入帮助的学校分成不同的小组,并仅在不同的形式和时间给他们额外的资源。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一组学校有更多的课本,而另一组学校得到免费的校餐。实验表明,更多的教科书和免费校餐对学习效果没有影响。如果教科书因素有积极的影响,它只适用于最好的学生。

巴纳吉和德洛研究了印度两个城市的学生补习计划,其中孟买和瓦杜达拉的一些学校接受了新的助教,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支持。实验清楚地表明,在中短期内,有针对性地帮助最弱势学生是最有效的方式。

简而言之,这些实验表明,许多低收入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资源,而是教学不足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在肯尼亚和印度进行这些早期研究后,这些实验也在其他国家进行,但重点已经转移到健康、获得信贷和使用新技术等重要领域。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他们的成就,实地试验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家调查减贫措施效果的标准方法。

然而,今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实验设计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参与者在日常环境中做出实际决策,这意味着对新政策效果的测试结果可以直接应用。

第二,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背后有一个重要的观察结果,那就是,我们需要改进的许多东西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所以要做出巨大的改进,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不仅测试了某种干预是否有效,还测试了原因。

例如,在教育领域,所有各方现在都能够清楚地了解贫穷国家的核心问题,即课程和教学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在这些国家,教师和教育机构的缺乏普遍很高。

巴纳吉(Barnagi)和Develo等人的上述研究表明,即使在中期,有针对性地帮助弱势学生也有积极的效果。这项研究是相互影响与合作过程的开始。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学生的大型项目。现在这些项目已经使10多万所印度学校受益。

其他实地实验也调查了教师缺乏明确的激励机制和责任感,这反映了高缺勤率的现实。激励教师的一种方式是以短期合同聘用他们,如果他们取得好成绩,合同可以延长。杜弗洛和克莱默等人比较了不同就业条件下教师的教学效果。结果表明,以短期合同聘用教师的学生考试成绩好得多,但以长期合同聘用教师的学生没有显著影响。

总的来说,这项关于低收入国家教育的新实验研究表明,总的来说,额外资源的价值是有限的。然而,使教学适应学生需求的教育改革具有很大的价值。这也是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要求在家找不到的教师承担责任的一项成本效益高的措施。

在卫生领域,重要的问题一直是药品和医疗保健是否应该收费,如果是,应该支付多少。克莱默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实地实验,调查价格如何影响人们对驱虫剂的需求,以防止寄生虫感染。他们发现,75%的父母免费给他们的孩子服用这些药物,而只有18%的父母在他们需要花费不到1美元购买药物时购买这些药物。后来,许多类似的实验发现了同样的事情:穷人对预防性医疗保健的投资极其敏感。

此外,服务质量差是贫困家庭对预防措施投资少的另一个原因。一个例子是保健中心经常缺少疫苗接种人员。班纳吉和杜弗洛调查了流动疫苗接种诊所是否能解决这些问题。结果显示,在接受这一服务的村庄,接种率为18%,是没有接受这一服务的村庄的6%的三倍。如果家庭在给孩子接种疫苗时得到一袋小扁豆,这个比例将增加到39%。由于流动诊所的固定成本很高,每次接种疫苗的总成本实际上已经降低了一半,尽管给小扁豆会增加成本。

钱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三位研究和发展经济学学者目前的焦点是非洲和印度。然而,从消除贫困的实际经验来看,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到2018年,从不到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1978年)上升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6%。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已有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世界扶贫人口的70%以上。

“这并不是贬低他们的经济研究,”钱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但是整个发展经济学圈仍然对中国的扶贫和经济发展知之甚少。应更多地关注中国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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